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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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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岩石:国进民退?这个真的没有!  

2010-01-12 09:34:18|  分类: 证券时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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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岩石:国进民退?这个真的没有!

   本文首发于《证券时报》2010年1月9日A12版

   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已经从“有没有”延伸到“该不该”了,但在“有没有”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一切争论就可能是无的放矢。最近在广州的土地拍卖中出现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富力集团领衔的民企联盟,另一个是保利集团领衔的国企联盟,双方在公开叫价中诞生了中国的新地王。至少在这个场面中,我们没有看到“国进民退”,因为竞价的结果是民企联盟在竞争中获胜。设想一下,民企和国企之间以255亿成交的公开竞价在10年前会发生吗?所以从长期趋势看,“国进民退”是真的没有!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在改革之初几乎没有民营经济。那么,如何解释山西煤炭业最近发生的国有化整合呢?又如何理解一些银行宁可贷款给赔钱的国企而不贷给赚钱的民企呢?这就提出了国企和民企在现阶段的不同市场定位,以及在公平竞争的表象之下存在的市场规范或“潜规则”。

  股权血缘:亲子与养子的差别对待

  国营企业的进退是与时俱进的。因为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改革。从股权的血缘关系看,国企的进退之中有一个周期性的规律。把“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看作是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国有资源特别是银行信贷会“偏向”支持国营企业,其中包括政策性和经营性亏损的国企;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偏向”则恢复平衡。从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看,也存在着一个政策性亏损与政策性补偿的互换机制。政府的政策从偏向到平衡,再偏向到再平衡,这个周期特征来自于两类企业的股权血缘,若把国企比喻为国家的“亲子”,民企则是国家的“养子”。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比如在巨灾来临之时,一个家庭的父母在亲子和养子之间若只能选一个,会选哪个呢?当然是选亲子。亲子和养子相比,企业的经营责任也是不同的,国企并非在任何时刻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许多人只看到了国企的垄断性利润,却忽视了国企所承担的政策性亏损,国企承担的政策性亏损和垄断性利润,或者是一个周期的两个阶段,或者是一个集团内的两个法人主体,追根溯源,就是国企集团共同的股权血缘关系。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人之常情却是商场无情,国有经济比例的周期性进退是中国经济的特色之一,与经济市场化的长期趋势并存。一些关于“国进民退”的抱怨,其实很像争宠的孩子会说父母“偏向”一样,是有悖于商业公平和股权血缘的苛求。

  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首先要承认国营企业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群体,其次要承认国企和民企的股权血缘差异,这才能理解国企和民企的周期性进退。我们不能假设一个国企不存在的纯粹市场,更不能否认国企有相对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民营经济要面对经济周期和产业分工的内在规律,把握自己有竞争优势的市场机会,才能在“国退民进”的长期趋势中合理合法地扩大自己的市场空间。那么在现阶段,民营企业在哪些领域有更多的机会呢?

  产业定位:上游与下游的比较优势

  工业化的产业链可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从直观上看,上游产业是国营企业较为集中的领域,而在下游产业中,民营企业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换一个角度看,国家的产业结构又可以根据政府,企业和资本的不同偏好,划分为就业经济,支柱产业和创新行业。在这里,国企的优势在前者,民企的优势在后者,双方在支柱产业或高成长的产业竞争中有进有退,各领风骚。

  一般说来,政府的偏好是就业,企业的偏好是成长,资本的偏好是创新。一些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失去其以往的辉煌成长,既无创新也无利润,但其创造就业的功能依然存在,可定义为就业经济。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看,政府是需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偏向就业经济的,由于在工业化的现阶段,中国的就业经济在上游产业相对集中,且多半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行业,这就构成了国营企业在上游产业的两大优势:政策优势和资金优势。所以在工业化占主导的发展阶段,上游产业还是国企占主导的市场。

  但是在下游产业,在那些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的行业里,特别是在城市化的推进阶段,新市场的开发和新产品的创新都必然会更多依赖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也有两大优势:机制灵活与创新偏好。广义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及新市场和新资源的开发,创新的一般规律是无中生有,从小到大,这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一样。从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看,民营企业占了绝对的主导,这就是民企两大经营优势的证明。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创新领袖,主要是在创新经济的高成长中实现“国退民进”的。但是,创新经济的行业发展一旦初具规模,即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其产业定位就会逐渐从创新产业转化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这个阶段,原来的创新行业会发生“国进民退”,因为国企会在政府政策和银行资源的扶持下进军这些产业,从而改变这些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驱使民企去追求新的创新。

  支柱经济:行业性的国进民退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行业被定义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对于“支柱”的解读却因人而异,缺乏统一的标准。在我看来,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至少有三个标准:1,成长的持续性强;2,产业的关联度高;3,利润的驱动力强。按照这三个标准,支柱行业不能按照标准化的技术经济学概念来划分,而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变的产业集群,其中多数行业处于国民经济的中游产业。中游产业好比中原逐鹿,国企和民企虽然各有优势,但是在产业定位发生变化之时,两类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也会随之改变,从而发生行业性的国进民退。

  按照广义的创新概念,房地产是新市场的创新,是民营企业占上风的创新产业,所以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在房地产市场上风生水起。但是在房地产被正式升级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国企开始大举进入,市场的竞争格局就开始改变了。按照产业经济学的概念,土地市场属于上游产业,但由于中国的住宅及商业用地是长期租约,土地市场就变成了中游产业,上游产业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土地经营。因此,在产业升级之后,国企的政策优势和资金优势带来了行业性的国进民退,同时推动着民企在细分市场中的创新。

  中游产业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这个特点不会因为是国企还是民企而有任何改变,但是从成长的持续性和利润的驱动力来看,政策优势在中游产业中的国企和民企却有很大差别,有些行业还可能同时具有中游和下游的双重属性。比如金融业,银行作为中介服务业是中游产业,证券作为理财服务业就是下游产业。但是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资本市场还处在逐步开放的阶段,国企的政策优势和资金优势由于政府的行业管制而有所加强,所以民企处于相对弱势,很难要求纯粹市场化的公平竞争。

  一般说来,创新行业在国企积极进入之后会出现“双降”的趋势:成长性下降和利润率下降。比如在房地产业,看到“地王”频现的激烈竞争场面,也就看到了房地产业的创新阶段进入尾声。因为地价上升必然推高房价,房价高企必然推动市场沿着“金字塔”的形状向高端升级,而市场升级必然带来市场空间的狭小,从而导致房地产业的成长性和利润率相继下降。在这个阶段,房地产业的创新被迫升级进入高端物业和奢侈品市场:一流企业做社区,二流企业做房子,三流企业炒地皮。在房地产的细分市场中,创新优势会驱使民企进入高端市场,资金优势会驱使国企进军低端市场,许多进不了高端市场的民企被迫在低端市场上与国企短兵相接,不断发出抗议“国进民退”的呼号。

  再比如山西煤炭业的国企整合,煤矿作为资源类的上游产业本来就是国企占主导的地盘,但由于山西国企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煤炭开采作为新资源的开发变成了民企占优势的创新产业,所以才出现了民企领先开发之后的国企整体接管,以阶段性和行业性的趋势为基础,山西煤炭业看似不合理的国进民退就有了相对的合理性。

  民营企业的发展如同男人追求事业,找对了位置就有较多的机会,找错了位置就要及时退出,所以俗话说:男怕进错“行”。许多似是而非的学术争论,常常忽视了国企和民企在市场定位上的差异,忽视了经济周期和产业定位的内在规律。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看,“国退民进”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只是伴随着经济周期和产业定位的变化而不断引发阶段性和行业性的“国进民退”。趋势性的“国退民进”与周期性或行业性的“国进民退”并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化特征之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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